08宪章

08宪章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 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签署人：303人

于浩成（北京，法学家）
张思之（北京，律师）
茅于轼（北京，经济学家）
杜 光 （北京，政治学家）
李 普 (北京，老记者）
沙叶新（上海，剧作家）
流沙河（四川，诗人）
吴茂华（四川，作家）
张显扬（北京，思想家）
孙文广（山东，教授）
鲍 彤（北京，公民）
丁子霖（北京，教授）
张先玲（北京，工程师）
徐 珏（北京，研究员）
蒋培坤（北京，教授）
刘晓波（北京，作家）
张祖桦（北京，宪政学者）
高 瑜（北京，记者）
戴 晴（北京，作家）
江棋生（北京，学者）
艾晓明（广东，教授）
刘军宁（北京，政治学家）
张旭昆（浙江，教授）
徐友渔（北京，哲学家）
贺卫方（北京，法学家）
莫少平（北京，律师）
陈子明（北京，学者）
张博树（北京，政治学家）
崔卫平（北京，学者）
何光沪（宗教学专家）
郝 建（北京，学者）
沈敏骅（浙江，教授）
李大同（北京，记者）
栗宪庭（北京，艺术评论家）
张 鸣（北京，教授）
余 杰（北京，作家）
余世存（北京，作家）
秦 耕（海南，作家）
周 舵（北京，学者 ）
浦志强（北京，律师）
赵达功（深圳，作家）
姚立法（湖北，选举专家）
冯正虎（上海，学者）
周 勍（北京，作家）
杨恒均（广州，作家）
滕 彪（北京，法学博士）
蒋亶文（上海，作家）
唯 色（西藏，作家）
马 波（北京，作家）
查建英 （北京，作家）
胡发云（湖北，作家）
焦国标（北京，学者）
李公明（广东，教授）
莫之许（北京，评论家）
李柏光（北京，法学博士）
傅国涌（浙江，作家）
马少方（广东，商人）
张 闳（上海，教授）
夏业良（北京，经济学家）
冉云飞（四川，学者）
廖亦武（四川，作家）
王 怡（四川，学者）
王晓渔（上海，学者）
苏元真 （浙江，教授）
强剑衷（南京，老报人）
欧阳小戎（云南，诗人）
刘 荻（北京，自由职业者）
昝爱宗（浙江，记者）
周鸿陵（北京，社会活动家）
冯 刚（浙江 教授）
陈 林（广州 学者）
尹 贤（甘肃，诗人）
周 明（浙江，教授）
凌沧洲（北京，新闻人）
铁 流（北京，作家）
陈奉孝（山东，北大右派学生）
姚 博（北京，评论家）
张津郡（广东，职业经理人）
李剑虹（上海，作家）
张善光（湖南，人权捍卫者）
李德铭（湖南，新闻工作者）
刘建安（湖南，教师）
王小山（北京，媒体人）
范亚峰（北京，法学博士）
周明初（浙江，教授）
梁晓燕（北京，环保志愿者）
徐 晓（北京，作家）
陈 西（贵州，人权捍卫者）
赵 诚（山西，学者）
李元龙（贵州，自由撰稿人）
申有连（贵州，人权捍卫者）
蒋绥敏（北京，工程师）
陆中明（陕西，学者）
孟 煌（北京，画家）
林福武（福建，人权捍卫者）
廖双元（贵州，人权捍卫者）
卢雪松（吉林，教师）
郭玉闪（北京，学者）
陈焕辉（福建，人权捍卫者）
朱久虎（北京，律师）
金光鸿（北京，律师）
高超群（北京，编辑）
柏 风（吉林，诗人）
郑旭光（北京，学者）
曾金燕 （北京 维权人士）
吴玉琴（贵州，人权捍卫者）
杜义龙（陕西，作家）
李 海（北京，人权捍卫者）
张 辉（山西，民主人士）
江 山（广东，业主维权者）
徐国庆（贵州，民主人士）
吴 郁（贵州，民主人士）
张明珍（贵州，民主人士）
曾 宁（贵州，民主人士）
全林志（贵州，民主人士）
叶 航（浙江，教授）
马云龙（河南，资深媒体人）
朱健国（广东，自由撰稿人）
李 铁（广东，社会活动人士）
莫建刚（贵州，自由撰稿人）
张耀杰（北京，学者）
吴报建（浙江，律师）
杨 光（广西，学者）
俞梅荪（北京，法律人）
行 健（北京，法律人）
王光泽（北京，社会活动家）
陈绍华（广东，设计师）
刘逸明（湖北，自由撰稿人）
吴祚来（北京，研究员）
高 兟（山东，艺术家）
高 强（山东，艺术家）
唐荆陵（广东，律师）
黎小龙（广西，维权人士）
荆 楚（广西，自由撰稿人）
李 彪（安徽，商人）
郭 艳（广东，律师）
杨世元（浙江，退休人员）
杨宽兴（山东，作家）
李金芳（河北，民主人士）
王玉文（贵州，诗人）
杨中义（安徽，工人）
武辛源（河北 农民）
杜和平（贵州，民主人士）
冯 玲（湖北，宪政义工）
张先忠（湖北，企业家）
蔡敬忠(广东 农民)
王典斌（湖北，企业主）
蔡金才(广东 农民)
高爱国（湖北，企业主）
陈湛尧（广东 农民）
何文凯（湖北，企业主）
吴党英（上海，维权人士）
曾庆彬（广东 工人）
毛海秀（上海，维权人士）
庄道鹤（杭州，律师）
黎雄兵（北京，律师）
李任科（贵州，民主人士）
左 力（河北 律师）
董德筑（贵州，民主人士）
陶玉平（贵州，民主人士）
王俊秀（北京，IT从业者）
黄晓敏（四川，维权人士）
郑恩宠（上海，法律人）
张君令（上海，维权人士）
杨 海（陕西，学者）
艾福荣（上海，维权人士）
杨华仁（湖北，法律工作者）
魏 勤（上海，维权人士）
苏祖祥（湖北，教师）
沈玉莲（上海，维权人士）
关洪山（湖北，人权捍卫者）
宋先科（广东，商人）
汪国强（湖北，人权捍卫者）
陈恩娟（上海，维权人士）
李 勇（北京，媒体人）
常雄发（上海，维权人士）
王京龙（北京，管理学者）
许正清（上海，维权人士）
高军生（陕西，编辑）
郑蓓蓓（上海，维权人士）
王定华（湖北，律师）
谈兰英（上海，维权人士）
范燕琼（福建，人权捍卫者）
林 辉（浙江，诗人）
吴华英（福建，人权捍卫者）
薛振标（浙江，民主人士）
董国菁（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玉峰（湖北，法律工作者）
段若飞（上海，人权捍卫者）
王中陵（陕西，教师）
董春华（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修琴（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有（四川，人权捍卫者）
马 萧（北京，作家）
万延海（北京，公共卫生专家）
沈佩兰（上海，维权人士）
叶孝刚（浙江，大学退休教师）
张劲松（安徽，工人）
章锦发（浙江，退休人员）
王丽卿（上海，维权人士）
赵常青（陕西，作家）
金月花（上海，维权人士）
余樟法（广西，作家）
陈启勇（上海，维权人士）
刘贤斌（四川，民主人士）
欧阳懿（四川，人权捍卫者）
邓焕武（重庆，商人）
贺伟华（湖南，民主人士）
李东卓（湖南，IT从业者）
田永德（内蒙，人权捍卫者）
智效民（山西，学者）
李昌玉（山东，教师）
郭卫东（浙江，职员）
陈 卫（四川，民主人士）
王金安（湖北，企业主）
察文君（上海，维权人士）
侯述明（湖北，企业主）
刘汉南（湖北，人权捍卫者）
史若平（山东，教授）
张忍祥（湖北，人权捍卫者）
野 渡（广东，编辑）
夏 刚（湖北，人权捍卫者）
赵国良（湖南，民主人士）
李智英（北京，学者）
张重发（贵州，民主人士）
陈永苗（北京，学者）
江 婴（天津，诗人）
田祖湘（贵州，民主人士）
黄志佳（湖北，公务员）
关业波（湖北，公务员）
王望明（湖北，企业主）
高新瑞（湖北，企业家）
宋水泉（湖北，法律工作者）
赵景洲（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温克坚（浙江，学者）
魏文英（云南，教师）
陈惠娟（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陈炎雄（湖北，教师）
段春芳（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善（云南，工程师）
关 敏（湖北，大学教师）
戴元龙（福建，企业主）
余以为 （广东，自由撰稿人）
韩祖荣（福建，企业主)
汪定亮（湖北，律师）
陈青林（北京，人权捍卫者）
钱世顺（广东，企业主）
曾伯炎（四川，作家）
马亚莲（上海，人权捍卫者）
车宏年（山东，自由撰稿人）
秦志刚（山东，电子工程师）
宋翔峰（湖北，教师）
邓复华（湖北，作家）
徐 康（湖北，公务员）
李建强（山东，律师）
李仁兵（北京，律师）
裘美丽（上海，维权人士）
兰志学（北京，律师）
周锦昌（浙江，退休人员）
黄燕明（贵州，民主人士）
刘 巍 （北京，律师）
鄢烈汉（湖北，企业主）
陈德富（贵州，民主人士）
郭用新（湖北，医生）
郭永丰（广东，中国公民监政会发起人）
袁新亭 （广州，编辑）
戚惠民 （浙江，民主人士）
李 宇（四川，采编）
谢福林（湖南，人权捍卫者）
徐 光（浙江，企业主）
野 火 （广东，自由撰稿人）
邹 巍（浙江，维权人士）
萧利彬（浙江，工程师）
高海兵（浙江，民主人士）
田奇庄（河北, 作家）
邓太清（山西，民主人士）
裴鸿信（河北，教师）
徐 民（吉林，法律工作者）
李喜阁（河南，维权人士）
王德邦（北京，作家）
冯秋盛（广东，农民）
侯文豹（安徽，维权人士）
唐吉田（北京，律师）
刘荣超（安徽，农民）
李天翔（河南，工人）
崔玉振（河北，律师）
许茂连（安徽，农民）
翟林华（安徽，教师）
陶晓霞（安徽，农民）
张 望（福建，工人）
黄大川（辽宁，职员）
陈啸原（海南，职员）
张鉴康（陕西，法律工作者）
张星水（北京，律师）
马纲权（北京，律师）
王金祥（湖北，维权人士）
王家英（湖北，企业主）
鄢来云（湖北，企业主）
李小明（湖北，维权人士）
肖水祥（湖北，维权人士）
鄢裕祥（湖北，维权人士）
刘 毅（北京，画家）
张正祥（云南，环保人士）

胡锦涛宣布：农村土地将允许买卖

时间:2008-10-2 作者: Unknow 来自: 明报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前日在安徽视察时，高调宣布了即将于下周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允许农村土地买卖交易的决定，（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係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所有制问题，在内地一直是一个敏感的禁区。中国现行宪法明文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由于不承认农民的土地产权，也就谈不上农地的买卖，三中全会要突破的，正是这一樽颈，但仍用「流转」这一暧昧用词来替代（买卖）。

杨佳案和刑警队长逃亡日记揭开中国警察黑幕

8月1日，北京小伙杨佳，闯入上海警察局，刀挑十名警察，六死四伤，手段残忍，成为轰动一时的“袭警案”；天下舆论，罕有谴责杨佳暴行，反而众口一辞，同情杨佳遭遇，痛恨警察恶行。中国警察在许多人心目中已经堕落为戴着国徽的黑社会。

无独有偶，国内网络近日广泛流传的“刑警队长逃亡日记”，则从中国警方的内部人员，一个刑警队长的遭遇，证实了中国警方已经实实在在的堕落为“黑社会”。

8月中下旬，中国互联网迅速流传一篇爆炸性的帖子《被追杀的刑警队长逃亡日记》，作者自我介绍自己为河南省潢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阳晓东，因反对潢川县公安局副局长的贪污腐败、勾结黑社会等违法犯罪行为，而被警方抓捕双规，逃出监控之后却遭黑白两道的追杀，而亡命天涯的日记。

从八月中旬这篇反腐败的逃亡日记出现在互联网上，屡经蒙难，被敏感的网络金盾工程四处删除，然而，无数的互联网民众与官方的言论扼杀打起了游击战争，他们四处张贴、传播这篇震惊的消息，并把遭遇追杀的潢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阳晓东推崇为“中国蓝博”，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相信这个帖子的真实性，因为他们共同感受到了中国警察在全国范围内的黑暗。

9月初，经过百万中国网民的游击战争，这篇帖子终于引发大型媒体和新闻网站的关注，新华网、凤凰网都对这件网络最火爆的帖子作了报道，国内的平面媒体也对此件新闻进行了评论。这个警方最丑陋的新闻，终于逃出了警方（公安部金盾工程）所能控制的渠道，变成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必须直面解决的、棘手的、具有重大社会反响的案件。

《刑警队长逃亡日记》经媒体曝光之后，迅速延烧海外，著名的《时代周刊》记者已经把这件惊险离奇的警察故事，用英文发布在时代周刊网站的中国博克上，其他媒体也会在近几日曝光这起中国警察的巨大丑闻。

刑警队长阳晓东的逃亡历程，直追好莱坞大片的惊险刺激，然而它确是中国无情的现实：中国警察到了最黑暗的时候。中国的改革，最大的失误之一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没有能够配合经济体制的改革，导致贪污、腐败、黑社会化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

早年，中国民间有一句据称源自于邓小平的讲话：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1989年之后，中国的腐败格局高歌猛进，增长势头大大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增长水平；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998年曾经高调祭出 “100口棺材”来表明中共中央反腐败的决心，然而10年来，中国的腐败已经把中国社会逼向爆炸的前夜，只欠陈胜、吴广的登高一呼、揭竿而起了。

从杨佳袭击上海警察局，赢得民间的喝彩，到广大的互联网民，用游击战争顶起《刑警队长逃亡日记》，证明了中国社会的民意所在、民心所向：中国到了大规模清洗整顿中国警察的时候了，黑警不除，腐败不除，中国离亡国就不会太远了。(傅芮岚/万维)

中国领导层享用特供食品引发不满 (转自VOA）

中国领导层享用特供食品引发不满


三鹿毒奶事件不断发酵之际，几篇有关中国领导人享用特供食品的文章进一步引发中国公众对政府和现有体制的批评。有学者认为，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这种自封建帝王时期传承下来的“贡品制”暴露出中共体制难以革除的弊病。

近日，一篇名为“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在互联网上被广为转载，并且即刻引发海内外网友强烈反弹。

根据网载文章，发表这个讲话的是中国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主任祝咏兰。她在讲话中说，这个成立于2005年4月的“特供中心”是“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为国家机关特供有机食品的合作单位”；其生产机构遍布13个省市，“一直为国家94个部委老干部们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

*自己吃安全食品还用关心一般民众吗？*

在三鹿奶粉事件不断升级之际，这篇在网上迅速传播的讲话稿在网友间引发新一波炮轰。中国官方党报人民日报所属的人民网强国社区的论坛上，一篇于9月22号发出的帖子节选了祝咏兰讲话的部分内容。网友在随后的跟帖中炮轰这些国家领导人是“封建王族”。有网友说，“所以老百姓的食品安全才没有人真正关心”，而“这就是腐败”！

北京媒体工作者，网络博主凌沧洲也表示，如果这个“讲话”属实，证明中国的确存在特权利益阶层。

他说：“这说明在管理层和决策层，它对于食品的安全问题其实心里都是有愧的。无非就是说，一部分人要享用这些安全、无毒和无害的东西，而对老百姓，或者说普通公民在食品安全上的监管确实督促不力。这件事只能反映这么一个问题。”

记者无法在北京查号台查询到这个“中心”的联络电话。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篇讲话稿转自保健品生产商山东科尔生物医药公司；而该公司负责人承认其保健品已经入选国务院“特供”名单。

另一篇同样在网上被广泛转载的文章披露说，“中南海高官和他们的孙辈们，喝的是特供奶”，就是北京人所熟悉的三元奶。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检测结果，三元集团生产的奶制品尚未被检出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

但是三元有关负责人否认三元奶制品未受污染，与其向领导阶层特供牛奶有关。记者致电三元集团市场部了解有关情况，该部门主任王女士说：“也不是因为这个。一直以来的话，三元公司可能它比较巧合吧，正好可能因为是在北京吧。牛奶又是一个比较普及的食物，谁都要吃。不管是平民百姓也好，中央领导也好，都要吃。就赶上这个好地缘了。如果我说今天不是三元而是四元的话，恐怕人家也会这样。”

三元市场部主任王女士说，该公司只有一条生产线，因此不可能只为中央领导专做奶制品，因此市场上给老百姓供应的奶制品和给领导层喝的奶质量是一样的。虽然王女士说三元赶上了个“好地缘”，但是无法否认的是，中央领导的确饮用三元奶，同时三元奶没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

*当权阶层特供体系源于封建时代*

事实上，中国人对于针对领导阶层的“特供食品”这个概念并不陌生，甚至长期以来在意识里都有所默认。北京的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在他父亲章乃器于中共建国初期担任粮食部长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食品特供系统。他说，因为当时物资馈乏，特供物品规模和今天无法相比。

章立凡说，1980年代后，随着物质供应日渐充足，有人曾一度提出废除特供点，但一直没有实现。而近年来，随着对产品质量和安全的担忧，这个特供系统也再度壮大起来。

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从这个物资特供体系反映出的还是一个体制问题，而其根源可追溯至封建帝王时期：“这个东西实际上从宏观上来讲还是一个体制问题。比如说，一个政治集团，它打下了天下，那么这个天下就是它的战利品。所以它可以予取予求。从历代王朝下来它都是这种规矩。”

章立凡说，传统上这是所谓的“贡品制度”，而目前的特供系统则是由中共“革命年代”沿袭下来的。章立凡举例说，早在延安时期，王实味就在他的杂文《野百合花》中针对“革命队伍”中也存在的衣食分等级的制度提出疑问，但却因此而丢了脑袋。

章立凡说，虽然这种制度在当前执政党执政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它是和现代社会的“平等”和“民主”的理念格格不入的，就是一种特权。

章立凡说，前苏联也曾经存在这种特权，而正是这种制度孕育出吸附在国家躯体上，攫取大众财富的体制，最终导致前苏联的垮台。

北京的媒体工作者凌沧洲说，中央领导特供食品的消息对于民众心理造成更大的冲击。而官方其实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带来的潜在威胁。但是凌沧洲对权力机构能否解决这些问题表示悲观。

他说：“但是它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这种状况呢？有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集团，它无法推进。我相信有些人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民怨沸腾、民情汹涌的状况。因为水可载舟、水亦可覆舟，这样的古语，我相信高层它也是明白的。”

凌沧洲认为，官方每每在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只能靠下点“猛药”，治理一些官员。但是他说，如果不开放新闻和言论自由，是根本无法做得体察民情的。

查韦斯访华向中国要40亿美元建设社会主义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21日开始对中俄等国进行访问，他称此次访问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据法新社报道，9月21-27日，查韦斯将对古巴、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法国、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查韦斯19日晚上说，这是一次对委内瑞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访问，他将访问的国家都有着巨大的潜力。
报道称，中国是查韦斯此行的第二站(23日-25日访华)，查韦斯会提出购买中国的K-8教练机，并与中国讨论总额60亿美元的双边投资基金。查韦斯称委内瑞拉将用这笔基金投入“社会主义生产项目”。他表示，中国将向基金投入40亿美元，委内瑞拉投入20亿。（王斯/环球时报）

请像审查宣传品一样审查奶粉

这几天一直忐忑不安，毕竟我是一名父亲，我的女儿只有两岁半，还在坚持每天摄入大量的配方奶粉。
终于国家检测结果出来了，女儿喝的那个品牌的奶粉没事。谢天谢地，没有辜负我们家一直以来对这个品牌的信任与支持。一块石头落地了，也就有了功夫与心情来撰写这篇小文。
始终想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名牌产品居然置婴幼儿的生命与身体而不顾？为什么这些产品会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质量检查，并且还冠以“国家免检产品”的称号？我们是普通老百姓，我们不是鉴别奶粉的专家，我们可以信任的就是企业的良心，以及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督。但突然间，本应该让我们信任的东西在我们眼前烟消云散，化为乌有。我想，如果相关部门能够像审查电影一样来管理奶粉质量的话，一定不会出现今天这种局面。
电影从来没有“免检”一说，无论是国际著名导演，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导演，在电影审查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大导演的作品，依旧需要删减修正，甚至无法上映的情况在身边时有发生，见怪不怪。
电影的审查是从剧本开始的，奶粉的检测是从奶源开始的吗？电影审查始终贯彻到电影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拍摄过程中私自改剧本也是不被允许。奶粉的生产过程中，我们的检测部门又有何作为呢？电影拍摄完成，还得经历严格的审查，有问题，修改，直到修改达到要求为止，从来没有姑息。奶粉呢，好不容易该检测成品了，偏偏还有一个“免检”制度，让那些不合格的奶粉流向市场。电影的召回制度同样严格。以《苹果》为例，发现问题马上第一时间全国取消公映，同时，出品公司被取消制片资格。可是，“三鹿”出了这么大的事，也没听说取消它生产婴儿奶粉的资格啊。
另外，电影这东西的影响力实在有限。2007年全年的票房不过 45亿人民币，就算出现问题，影响面也大不了哪里去；而且那些问题，也不会让观众受伤，更不会令观众丧命，为什么电影的管理可以这么严格，而奶粉不可以呢？听说国家已经取消了食品的“免检产品”制度，那就请像审查电影一样严格检测严格把关，让大家放心吧。(新闻晨报)